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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察举制之失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06日 [打印]

汉代政治,由察举制固然获益良多,然其弊端亦不可轻忽。

选才标准模糊,操作空间较大。“四科取士”的标准中,“明达法令”“能按章覆问”等尚能有章法可循,不至妄断,余则诸如“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等,均为主观判断,弹性很大。察举的众多科目中,举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也多为定性的道德判断,客观性较差。标准既然模糊难断,其后果自然不言自明:一是让荐主无所适从,只能依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择选,因而所选未必是国家、君主所需,从而浪费大量的资源,如果被断定举荐不实(主观臆测成分也很大),可能会让荐主身临不测之祸;二是并非刚性的标准,为官员欺瞒弄权提供了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尽管有权责相联、以责问权的制度设计,但因利益诱惑巨大、负罪几率较小,仍为借公器以行私意的恶意操控留出了余地。

唯“德”是举导向,矫饰之风渐起。汉代察举的突出特点,是“德”“才”兼举,以德为先。注重品行修为,本为正理,无可厚非,但如将其推向极致,一味查究微末细故,近于求全苛责,则易滑向唯“德”是举,以德掩才的下品,轻则以小过掩大德,陷人于不义,令才具之士不得施展,蹉跎竟日;重则为利益所驱动,成为构陷政争的工具,再无道义可言。流风所及,绝对的道德化更易令奸狡之徒竞相奔逐,以刻意伪饰的德行示人,沽名钓誉,以此来博揽声望,求取名利,由此投机矫饰行径渐起,士风为之败坏。

权柄易下移,权威渐弱化。察举为自下而上推贤荐才,虽然被荐者最终是否中选、如何任用由中央、皇帝来决断,但因“渠道”掌握在名公巨卿、地方疆吏之手,这就决定了欲出仕者如想进入最高层的选择视野,首先必须为这些显宦大员所认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控扼人选之权便获取了极大的“寻租”价值。显而易见,高门权贵、封疆大吏自是不会全然一片公心,在为国抡材的公义之外,挟带私意、兜售私恩必不可免。事实上,这也是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课题,历两千年之博弈,迄今难解。当明君强相秉政、中央督刺得力之时,尚能兴利抑弊,不至妄为,而一旦君恬臣嬉、纲纪废弛,则疆臣所操之权柄,必沦为遂私意售私恩的工具,轻则所选非人、败坏吏治,重则笼络士人、自树一帜,直接冲击中央权威,动摇统一根基。

汉代察举制正是由着这一逻辑轨道逐渐滑落的。至东汉末,民间竞流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童谣,察举已多是名实相悖,广为世人所诟病。而“四世五公”“累世簪缨”的门阀豪族不断出现,则预示着地方势力的急遽坐大,血亲世袭的逆向回归,亲族、地缘、门生、故吏,几相叠加,渐成只知有恩主而不知有朝廷的私人集团。

 (摘编自2017年3月13日《学习时报》 张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