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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
发布时间:2019年02月03日 [打印]

通观一部《资治通鉴》可以发现,司马光对选官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对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总结。

“德者,才之帅也”:只能以德统才,不可以才胜德

《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篇的,司马光为了论述其关于用人标准的理论,在叙述三家分晋的事件之后,追述了五十年前三家灭智伯之事,并由此引发了一段长篇的关于才德关系的议论。

司马光认为,原本是智家的势力最大,智伯之所以亡,关键是“才胜德也”,智氏在选接班人的时候,过于看重了才而忽略了德。司马光接着对才和德两个概念以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定义,“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聪,是聪明睿智;察,是精明细致;强,是强大健壮;毅,是果敢坚毅。这些方面是由人的才所带来的品格,或者说是才的具体表现。而德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正、直、中、和。这四个字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有着特别丰富的内涵,也是司马光强调的用人标准的核心。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主张随器授任

在用人思想中,司马光对人才并不一味地求全责备,而是主张随器授任。

《资治通鉴》中最推崇的用人成功的君主当数唐太宗,为了发现人才,他下令中央各部门的长官举荐贤能,表示将量才任用。唐太宗即位之初,就要求担任宰相的封德彝去考察和举荐人才,但许久都没有推荐一人。唐太宗诘问何故,封德彝回答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封德彝的回答暴露出严重的思想观念问题。人才在哪里?每个时代是否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看似简单的问题,不是人人都能想得通的。此前,唐太宗就一直为难于发现人才而苦恼,现在封德彝居然回答说满世界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才,唐太宗就理直气壮地搬出杜正伦的理论驳斥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事实上,经过多次举荐,各方面的人才都陆续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并形成了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人才班底。

“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选官与用人,除了讲究原则,还需要有制度的保证。到司马光的时代,一个人能否做官,能够做什么级别的官,是通过严格的资历体系各项指标的计算得出来的。这个资历体系,由出身、任职经历、考绩、举主、年资等等因素构成,而且都是有档案可查的。对此,苏轼提出了任人与任法的两难抉择问题,即,选官用人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司马光提出的办法是,“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这是司马光有关选官用人问题论述中最切近制度设计的议论,也是对“苏轼之问”最接近出口的一个回答。

(摘编自2013年3月18日《北京日报》 刘后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