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5日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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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选人用人乱象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27日 [打印]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选择合适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都意义重大。能力强、孚众望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是国家平稳有序发展的保障。对此,不同国家设计了自己的人事选任制度。西方国家一向标榜其竞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高明有效,但在选人用人上却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乱象,比如没有治理经验的人被任命为政府官员,被提名的官员无法获得国会通过,甚至滋生权钱交易。

党派利益下的任命之争

在美国联邦政府职员中,有通过公务员考试选拔程序得到录用和提拔的,也有由总统、副总统及其下属的部门首长提名任命的,后者被称为政治任命公职人员。美国政治任命公职人员制度与其建国初期形成的政党分赃制关系密切。如今,美国联邦政府有近4000个政治任命公职人员,其中约1200个高级职位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通过。虽然人数不多,但涵盖了联邦政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职位,其中包括白宫顾问、幕僚长、新闻发言人以及各部部长、副部长、各独立机构负责人、驻外大使等。

从数量上看,政党分赃模式不那么明显了。但在这些关键政府官员的委任过程中,党同伐异、裙带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比如,在小布什的两个任期内,总统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多达7000人。奥巴马上台后这些人几乎全部离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拿出了相当多的政府高官职位实行公开招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他当时对内阁成员的提名依旧没有跳出政党分赃模式的窠臼:国务卿是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董事长,白宫“大管家”即白宫办公厅主任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前董事长,能源部部长是雷神公司的前董事长,财政部部长为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董事长,等等。不难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是特朗普的商业伙伴或盟友。

府会相斗经常上演

美国当前的政治分化在很多领域都有所体现,在选人用人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依据不同的任职方式及任期,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务官,一类是事务官。政务官需总统提名,且任期会随总统的卸任而结束。事务官则是通过考试录用的职业性公职人员,亦被称为职业文官。虽然总统对政务官有任命权,但这种权力却受制于国会。美国宪法规定,必须征得参议院“建议和同意”之后,总统才可以顺利任命政务官。然而,宪法主要是确立总统与国会相互制衡原则,对于总统任命官员的选择并没有相应的具体标准。

在这种格局下,人事任命成为各方权力斗争的焦点和筹码。一方面,总统与国会相互制衡,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往往需要在台前幕后达成妥协才能推行。另一方面,总统提名仅限于政务官员,庞大的职业文官体系在政府内部会对总统形成某种制衡,而这也可能成为国会制衡总统的抓手。进而,总统、国会和文官形成错综复杂的制衡甚至争斗关系。

比如,2017年特朗普任职后不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就以其议题与竞选承诺不符为由,要求参议院进行多轮质询、多日听证,严格审查其提名人选及相关议题。随后,特朗普任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因争议事项辞职。另一名特朗普提名的教育部长德沃斯,在参议院投票时竟然出现50票对50票的平局,只好请出副总统投下决定票,才助其涉险过关。 

总统任命受到阻碍,在政府、国会相互制衡格局下已经成为惯例。这种制衡制度,在设计之初是为了实现各方权力的有效制约,但在后来的实际运行中不断暴露出弊端。在美国当前不同党派对立加剧的背景下,制衡制度中的弊端被放大。

自由的不是个人而是资本

在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中,为人指摘的有三点:一是名单中很多人没有多少从政经验,只是与特朗普意气相投,属于“政治票友”;二是有任人唯亲之嫌,将家人任命为自己的高级顾问;三是富人当政。据有关机构估算,内阁成员的财富远远超过美国1/3家庭的财富总和。

这种大胆任性的选人用人方式,不仅打碎了美国教科书中塑造的政治家形象,动摇了中低层家庭出身的青年人也能成为政治家的梦想,也让许多人对美国政治模式开始怀疑、失望。对此,特朗普本人说:“我想要那些已发家成功的人!”

在美国,尽管职业文官的出现确保了政府基本运行不受选举影响,但是总统依然掌握着重要职位的委任权。总统会用一些职位来回报竞选“金主”或关系密切者。随着竞选支出的不断增加,资本力量对于政治的影响更为深刻,干预政治的方式更为直接明显。比如,杜鲁门两年间任命了120名官员,49位是银行家或实业家,其他人也大都与财团有关。在奥巴马第一届政府中,1/3的成员来自游说团体。

因此,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名单中富翁云集并非特例,只不过是资本在国家统治中力量日益明显的体现。对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

  (摘编自2月26日《人民日报》 李文 孙莹 杨雪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