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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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党“民主轻喜剧”背后的挑战
发布时间:2017年08月11日 [打印]

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和12月的意大利修宪公投,2016年11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2017年差点又飞出一只“黑天鹅”的法国大选,以及弥漫着政治不确定性的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舞台上引人瞩目的景象。在这种看似“民主轻喜剧”的喧嚣背后,是当代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的严峻挑战。

主流政党政策选择供给的危机

总体而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尤其是伴随1993年欧盟成立以来的“更紧密欧洲”建设,涵盖28个成员国的欧盟统一市场和管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这意味着欧盟市场已经是一个均质化或自由流动性很强的统一性市场,而欧盟政体也已经是一个管治权限(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较集中的(准)超国家政府。在这一趋势作用下,欧盟成员国中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核心大国,也已经很难独立制定实施自己的经济政策,哪怕是在最近几年欧洲金融与债务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极端情形下。其结果必然是,作为最可能组阁执政的主流政党,它们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变得日渐趋近,失去了提供不同政策选择的政党政治功能。除了欧洲,美国政党政治似乎也遭遇了这样一种困境。在如何正确回应当代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传统中产阶层裂变和解体、贫困群体类型与数量急剧扩张这一问题上,连续执政两届的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刚刚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从根本上说都不能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提供适当的政策选择。

激进小政党政治代表性的危机

对小政党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代表性,而不是选举实力。而且,选举实力较弱的小政党,往往有着更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绿党,它最初的政治口号就是反既存体制、反政党本身,立志代表非左非右的“正前方”。如果说以绿党为代表的激进小政党仍明显地展现了其政治代表性——将生态环境保护维度纳入西方主流政治,那么,最近一波崛起的新极右翼主义或新民粹主义政党则遭遇严重的政治代表性挑战。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极右翼政党已经从一种更多具有象征性意义并与个别政治家相联系的另类性政党,发展成为一种普通性政党。而真正的问题是,激进小政党所提出的政策选择很难说是代表区域整体利益或者国家长远利益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与之冲突的。例如,奈吉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独立党在竞选活动中最经常使用的“论据”就是,脱欧后每年节省下来的178亿英镑欧盟会费以及大量向来自欧盟成员国学生与流动人口支付的福利,可以大幅度改善英国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但他却并没有对英国因脱欧要付出的巨额经贸关税和其他交往费用作出理性分析。

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危机

选举政治是西方民主模式的关键环节,通过众多的程序性和技术性设置,依靠选举进入议会的政党与政治精英组成在既定任期内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府。与代议制(精英主导)民主模式不同的就是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在代议制民主模式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发展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无疑是一个理想而正确的方向,但指望用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的无序引入来取代代议制民主,来掩饰和遮蔽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则只会制造一些看似色彩艳丽的“民主轻喜剧”。而这种“民主轻喜剧”在当今西方社会却频频上演。无论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意大利修宪公投,都在严重弱化议会民主决策功能的同时,过度刺激了民主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元素。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正在遭遇的危机。这种危机加剧了西方国家常设性制度机构与偶然性全民公投、充斥着焦虑敌意的民众与自私傲慢的精英群体之间的裂痕。

(摘编自7月4日《人民日报》 郇庆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