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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酿成全球民粹大潮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17日 [打印]

俄罗斯智库瓦尔代俱乐部官网于10月26日刊登了美国汉密尔顿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阿兰·卡夫鲁尼的文章《民粹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崛起:它将在何处终结》。

民粹主义势头凶猛

卡夫鲁尼认为,最近德国、奥地利和捷克共和国的选情证实了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增长苗头并没有随着今年早些时候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海尔特·威尔德斯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两位右翼候选人的竞选失败而结束。欧洲政治生态并没有改善,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正在为了生存而挣扎,中间偏右的政治势力正在向右翼靠拢。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正在欧洲大陆崛起。

在大西洋彼岸,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坐上了总统宝座并且对众议院和参议院有着相当的掌控力。共和党在34个州拥有执政地位,80%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由共和党控制或部分控制的州中。而且共和党似乎有能力在2018年保持住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力,特朗普在2020年连任的可能性也不能被忽视。

新自由主义成为民粹主义土壤

卡夫鲁尼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危机。二战后,美国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原则建立了一个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市场受到国家监管,以确保民众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战后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为了扭转颓势,美国企业界执行了一项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项目:罗斯福新政的原则被取消,代之以私有化、经济金融化、对市场监管的放松、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限制以及对工会和劳工法的削弱。不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个项目的内在矛盾和残酷现实,它最初被誉为“历史的终结”,现在却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相比之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和社会保障的传统更强,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向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这种过渡是合乎情理的,这种转化由一个缺乏共同预算和财政政策的货币联盟所引领。虽然这个货币联盟因上述政策的缺失而无法建立有效的再分配和稳定机制,但是它已为德国的重商主义出口战略提供了帮助。

可以肯定的是,整个欧洲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恢复过来,不过民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欧盟南部地区持续经历大规模失业、贫困、经济发展停滞等的冲击。即使在德国,贫困和不平等也显著增加。尽管罗马尼亚的增长率高达4%,失业率也比较低,但这个深受西欧银行业和德国制造业影响的国家在2011年解除了对其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以换取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价值200亿欧元的一揽子救助方案。

在美国,股票市场在2017年飙升至创纪录的高度。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结合,已经让去工业化的浪潮在美国大地四处蔓延,与此相伴的,是前所未有的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以及日渐衰败的社区。当前的美国自杀率居高不下,药物成瘾问题严重,一些族裔的监禁率令人震惊,这势必引发一场社会危机。

  新自由主义或借助民粹主义重新自我包装

目前,新自由主义仍在继续进化。奥地利新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兹认为,奥地利人民党不仅是反非法移民的政治力量,也将会推行低税收政策,裁剪臃肿的公共部门。这一计划得到了自由党的充分支持。在法国,艾曼纽尔·马克龙正在推行富于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劳工改革,这些改革已经引发了巨大的阻力,并将使在野的勒庞渔翁得利。德国似乎会同意欧洲共同的预算并且放松对欧元区的纪律监督,不过这一微弱的希望也许会被德国自由民主党加入执政联盟的前景所削弱。英国方面,在退欧之后,英国似乎注定要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监管松散的金融和低税率天堂,这是保守党右翼的首选政策。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虽然美国的两大政党在党派文化上呈现两极化,但他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仅仅是一个程度多少的问题。民主党仍然致力于新自由主义,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对工会和国家福利政策的破坏从而让华尔街得到了松绑和狂欢,并依赖于富有的竞选资金捐赠者。它拒绝严肃的自省,并将其糟糕的选举表现归咎于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国内所谓的“无耻之徒”。

特朗普声称自己不仅是那些被剥夺公民权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者,而且还是对失去自己在“黄金时代”的优越地位感到不满的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白人的支持者。这种举动实际上是将包括少数族裔、妇女和移民在内的群体当成了替罪羊,本质上属于种族主义的一种回潮,此举进一步为未来的新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

也许短期内形势比较严峻,但从长远来看,尚有一些理由让人乐观。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计划是缺乏连贯性和低效率的,这些政党和政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非不可避免。在欧洲,许多选民并非强烈支持这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计划和政党,而是对中间派找不到令人信服的出路并且与新自由主义者串通一气的现状感到失望。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美国和英国。事实上,尽管伯尼·桑德斯和杰里米·科尔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是他们最近的竞选活动表明,民粹主义以外的更温和的替代方案是可以获得公众实质性支持的。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阿兰·卡夫鲁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