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1日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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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美国“科学大游行”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10日 [打印]

二战后美国创新体系的重塑,奠定了其超级大国的科技基础。通过体系重塑,美国成功地把自身从以制造能力为核心的经济转变为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其转变过程充分体现了社会高度共识、国家坚定的战略意志、专业性的创新协调机制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实现创新转型中的重要性。

战前二流的科技水平

如果仅就经济总量而言,美国自19世纪最后20年起就成了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但在二战前美国经济优势主要依托的是高效的大规模生产体系,这一体系主要是通过此前100多年的管理革命而非科技革命完成的。

在科技上,二战前的美国依然是欧洲国家的模仿者,其联邦政府也并未明确以科技创新来赢取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甚少直接介入除了农学与地质学之外的科研活动。

战前美国的科技水平是二流的。以化学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在1939年之前30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仅有3位来自美国,而当时头号科技强国德国有15位,英国和法国也各有6位。更重要的是,美国各专业的获奖专家大多数不是在本土而是在欧洲接受的高等教育——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欧洲才是科研产出的高地。

科学领袖递交《布什报告》

科技方面的差距带给美国当时的精英科学家们极大的震惊,也为战争中的美国带来了关于国家生存与国家竞争前景的巨大压力。

为此,1945年战争行将结束时,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柯南特、卡尔·康普顿等“科学家大军”的领袖们向美国总统递交了著名的《布什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该报告倡导美国在战后必须要坚持并增强其战时对科技领域进行大量投资的做法,通过发展一个新的国家创新体系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当时具体的核心倡议则是要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式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以统筹发展全国的科研活动。

但因为美国总统的意外更迭,《布什报告》的建议一度被搁置。这反倒使得美国各部门各军种抓紧抢建各自的科研体系,形成了以基础科研、军事、能源、卫生、宇航、商务等多部门并行的多元管理系统。而在1957年苏联接连发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两颗人造卫星,使得美国社会再度陷入了国家生存与国家竞争的压力环境中。由此美国社会搁置了早先的争论,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共识,确立了既支持基础科研同时又强调任务导向型关键技术开发的模式,建立了产学研(军政)相结合的体系。

这一体系使得美国逐步从欧洲技术的模仿者转变为世界科技的引领者。从战后迄今,奠定了美国长期全球竞争优势的重大科技突破。

美国“科学大游行”

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一改其战前甚少介入科研活动的传统,持续为科研创新长期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联邦政府的投入一度高达全社会研发支出的60%以上。

美国产学研体系中强调技术的国内扩散的传统是从军方采购条例中发端的。为了保证军事科技采购的安全,美国军方要求所有采购的技术产品必须在市场上存在一个“第二来源”,从事实上促进了军方所资助科研成果在其本国的扩散。促进扩散的传统使得美国的创新模式具有更好的持续性:因为基础科研与重大技术瓶颈突破往往都是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活动,只有通过尽量扩散技术的潜在应用,使创新能够更快更广泛地扩散到经济活动中并产生收益,全社会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回报,并持续地为科研活动再投入。另一方面,美国在科技上形成的优势又通过影响全球要素市场、吸引投资和人才等诸多方面为本国经济运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更重要的举措在70年代后半期开始酝酿。由于美苏冷战和美国在越南战争的高额支出,美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激发私人部门对研发的投资来调整研发支出结构。自1980年开始,美国接连通过了“Stevenson-Wydler技术创新法案”“Bayh-Dole大学与中小企业专利法”和“联邦技术转移法”等多个重要法案。

这些制度构建授权科研人员可以对由联邦及军方资助的科研项目的成果进行专利申报和专利转让,以促进由公共投资所产生的大量科技在私人部门的扩散与应用,由此激励私人部门的投入、盘活已有的科技资源。这使得美国大学专利产生了爆炸性的增长,催生了一个繁荣的、具有常态化交易活动的专利市场,促进了以硅谷模式为代表的创新型中小型企业生态的迅猛发展。

二战后美国创新体系的重塑奠定了其超级大国的科技基础。同样以诺贝尔化学奖为例,自1940年到1994年,美国赢得了65次奖项中的35次,把昔日的欧洲强国甩在了身后。

(摘编自《科学大观园》2018年7月下 封凯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