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8月15日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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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政党政治在亚洲遭遇滑铁卢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10日 [打印]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0日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蒂尔表示,调查人员已经找到近乎完美的证据来指控前总理纳吉布。其实,自大选失败后不到10天的时间里,纳吉布就从马来西亚的总理沦为犯罪嫌疑人。

亚洲的政治撕裂

在亚洲地区,纳吉布并非个例。2018年4月6日,朴槿惠“亲信干政门”案一审宣判,被判24年监禁,罚款180亿韩元,而朴槿惠之前的历任韩国总统在卸任后几乎都未能善终。此前,泰国前总理英拉被泰国最高法院判处5年刑期,英拉的哥哥前总理他信也一直被迫流亡国外。2017年7月15日,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下令依刑法及反贪污法对阿基诺三世进行起诉,而阿基诺三世的前任阿罗约,因为涉嫌贪污和掠夺政府资金,在长达5年时间里遭遇起诉、逮捕、羁押,直到杜特尔特上台后才被无罪释放。

如此多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在政党轮替交出政权后都被送入监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不是这些国家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出了问题。长期以来,西方的民主理论把不同政党通过普遍选举来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替看作是西方政治模式的重要优势。但是,为什么同样实行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些亚洲国家及地区会出现领导人下台即入狱的情况?是因为它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西方式的政党政治,还是它们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在撕裂国家政治?

从时间上看,韩国、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很难说它们的政治制度还不够西方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建立的西方政党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治撕裂的情况反而越加严重。从直观上看,它们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本身是有问题的。

政党政治的西方土壤

西方各国政党产生的初衷就是要瓜分既有的国家权力,宗派性可以说是西方政党的应有之义。西方社会通常把早期的政党称之为小圈子派别。美国建国之初的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等都把政党看作是宗派的同义语。所以,西方政党政治从产生之日起就埋下了撕裂国家政治、撕裂社会的基因。

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弊端在西方社会初期受到很大的抑制和制约。西方国家总体上均属于先发国家,在政党政治形成之前,已经形成了主权国家。但在这个时期,社会大众尚未觉醒,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内部派别之间的争斗。精英圈内尽管存在着利益之争,但几乎所有的精英都非常清楚他们有着不同于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利益。所以,在这个时期,精英圈子比较容易形成基本共识,“忠诚的反对派”这个概念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社会大众开始觉醒,政治参与的意愿日渐强烈,西方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基因开始恶性显现。为了获得大众的支持来赢得选举,西方国家政党逐渐从政治精英内部的派别型政党,走向形式上的“全方位型”政党或“全民型政党”,每个政党都表示自己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精英派别之间再也难以形成过去那种区别于社会大众的精英圈子内部的共识。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纵观当今西方各国,尽管“忠诚的反对派”这一传统还在,但已经式微而不复当年的影响。政党之间的激烈攻讦已经成为常态,立场与观点迥异的民粹主义也迅猛兴起。

为什么是亚洲

为什么西方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基因在非西方国家及地区显现出的弊端远超过在西方本土?这是由于生产方式和历史文化的原因,家族政治在亚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家族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的结合则会加剧社会的派别斗争。此外,上述亚洲国家中,除了泰国外大都是在战后才获得独立,政党政治的建立与国家主权的建立几乎同步,精英集团内部从来没有形成过基本共识,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常常势若水火,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忠诚的反对派”概念很难在亚洲国家生根。在这么一种社会条件下实行西方式的竞争性多党制度,无疑会加剧社会的分裂。

在一些亚洲国家,竞争性多党制度的分裂性基因催生出了“宗派政治”“家族政治”,政党轮替成了你死我活的派别斗争。由此看来,西方政党政治最严重的失败可能率先出现在引进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摘编自6月22日《环球时报》 寒竹/文)